（1910.11.2-2005.4.24）

换届不仅是组织交替、人事调整，更重要的是政治交接。

政治交接，是个啥来由？原来，这个事跟一位学术研究巨人、民盟前辈有关。

1996年5月31日，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在民盟七届十三次中常会上，就民盟换届作了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费孝通提出：“换届问题不仅是新老交替、人事调整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应当着眼于搞好政治上的交接”。

费孝通等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提出“政治交接”这一重要历史课题，其初心就是，在民主党派的新老交替中，传承发扬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一起来学习回顾下费老的这个讲话。信息量很大，阐述很深刻，值得您静心一读。

这次会，主要任务是研究本盟1997年的换届问题。我认为，换届问题不仅是新老交替、人事调整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应当着眼于搞好政治上的交接。也就是说，新老班子在政治上要交好班。从这个认识出发，我想讲的问题是：什么叫换届？这里有两个话题，一个是：变是为了不变，另一个是：退是为了进。

什么叫“换届”呢？换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问题。从生命个体来看，要完成一个人生命的连续性，就要有细胞的替换，这是维护生命正常进行活动的自然法则。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也存在一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下来，这是靠一个一个、一代一代人的不断替换来完成的过程。对这种社会现象，我曾提出过一个说法，叫“社会继替”，写在解放前完成的一本书《生育制度》里边。社会的发展是靠不断的继替来完成的，有人继，有人替，才能维持社会的完整性和继续性。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和发展，就要靠个体和群体的不断换班，后人代替前人的位置，继续前人的事业。如果这个继替过程停止了，那社会也就死了。人会死，而社会不能死，社会继替解决了这个矛盾。

社会继替是时常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有人过去了，要开追悼会，可是这没有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一般来讲，继替的过程是平衡的，但有些时候会显得急一点，人会替换得快一点。积得多了，继替的幅度自然就会大一些。政治上的接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从我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已经积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又到现在，我们这班人是进入21世纪前的最后一届。这段时间里边，从继替的角度来看，积得比较多了，恢复正常继替的工作比较紧了。轮到我们这一届，要解决积下来的继替问题，就要发生人事上的比较大的变动。不这样做，就可能出现问题，影响跨世纪时期的国内政治秩序，影响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这一届要及时地把新老交替工作切实搞好，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搞好新老交替，就要有年富力强的人出来做工作，接好上一代的班。要做工作，就要在组织机构里边取得一定的地位。我们民盟的第七届中央领导人中，有很多年龄比较老的同志，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工作需要，我们把局面保持到现在，保持到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现在从整个局面看，需要换届了，需要搞好新老交替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中，第三代已经接过第二代的班，各民主党派也应当跟上去，以便保持一个在政治生活上大体一致的节奏，这样有利于继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民盟作为一个参政党继续发挥作用，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局面保持不变。这里边包含着我想强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变是为了不变”，“变是保证不变”。

我们之所以要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保持不变，是因为，这个制度对我们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是行之有效的。将来换届之后，新接班的人心里要清楚，换届带来的变动不是根本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变化，相反，人事的变化正是为了保证政治制度不变。换届，一般的说法是接班，用科学的语言说，我叫它“社会继替”。新的一代要代替老的一代，使事业继续下去。继替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消极性的。我们原来班子里的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即将接替我们的新班子，和原来的班子在事实上衔接起来，保证政治制度的不变。

不变的东西有很多，除了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多党合作制度外，还有我们民盟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民盟的第一代领导人几十年前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下来的，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进行多党合作。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是对的。有了这样的合作，才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有今天取得的改革开放成就。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是必须要继续下去的，直到我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类历史上的任务为止。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证民盟第一代领导人决定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方针不变。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倡导实事求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各自的地位。这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两党制”有根本的区别，是中国人民自己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创造出来的。民盟作为一个政党，对这个制度是坚决拥护的，因为它行之有效，带来了中国的新生，也带来了国家的兴旺发达。西方的两党制也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发挥过作用。但是现在看来，似乎不太灵了，跟着西方学的日本、印度等搞两党制模式的国家已出了不少问题，很难做下去了。对于我们现在的多党合作制度，希望大家能从历史观点着眼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

对于西方的两党制，我们这些过去曾经在西方生活过一个时期的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里边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代替封建王朝的封建统治，符合于工业化初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保证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我们这批出国留学的人，看到西方的两党制要比当时国内的清王朝和军阀时代的制度进了一步，因此在解放前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我就是一个代表。不过那时所说的民主，基本上是限于西方的概念。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我们的思想逐渐适应并跟上了历史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局面，认为人类历史当中应当产生一种新的符合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使得社会能保持和平与进步的政治制度，我们也愿意为这种制度的产生而贡献力量。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我们很幸运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合作形成并享有这样一种由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各个民主党派都衷心地拥护这个制度，承认这是我们的方向，表示要在这个制度中充分发挥作用。这里边有一个深层次的政治认识问题，为什么这个制度符合中国的实际？为什么我们要拥护这个制度？

从我个人在这几十年里边得出的认识来讲，一个政党的成立，一个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应当是运用这种手段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社会进步出力量。在中国，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做事情的政党，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强盛的政治制度，当然是值得拥护的。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经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已能看到兴旺发达的气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是我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要有真正关心全民族利益的胸怀，要明白没有把某个政党的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道理，更不要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这样一个认识里边包含着我想强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退是为了进”，个人在原有工作岗位的退是为了整个社会、国家的进。

说到这里，我想趁这个机会，讲一些我在一生的80多年当中经过很多思考之后想说的话，勉励我们的同志在做人问题上多考虑考虑。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自己的做人之道。毛泽东同志把中国人应有的做人之道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为人民服务”。这个概括虽然很通俗，却是对几千年中国文化怎样做人的主张作了总结，指明了做人的方向。我们有一个传统的标准，就是人己之间要有个平衡。应该说这不是个高标准，因为它只讲到平衡，并没有要求自己少得而多给予他人。平衡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得的太多的将来还会失去，所以做人不能太贪心，更不可为贪便宜而不择手段。陈毅同志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人经验的总结。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提醒自己，善良做人，认真做人，踏实做人。

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同志，民盟里边也应该形成一种大家在道德方面、人格方面互相帮助、互相砥砺的气氛。在道德和人格上坚持高标准，并不容易，所以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大家帮助。但是做人究竟做得怎样，这个账只有自己算得清，别人是算不清楚的。自己算清楚了，觉得没有亏心，没有对不起我这一生，也没有对不起他人，那么闭上眼睛时心里是踏实的，死而无憾。

在我这一生当中，得之于父母，也得之于社会，很多人培养我，我能不能做些事情，对得起这些人，这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像我这样想问题的人，还有很多。在这个方面有共识的人聚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对这个团体，我们叫它“中国民主同盟”。既然来到一起，就要互相帮助。人多了，想法就多，即使当初的想法有大的一致，后来的许多想法可能不一致，也不会都对。这没有关系，可以讲出来，畅所欲言，大家讨论。可是有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这决定着我们想问题做事情的大方向。

从这个想法联系到我们换届工作中将会出现的较大的人事调整，要看到一个辩证的现象，退是为了进，我退出来，是为了让人家进去。同时还要明白，不是退下来就不管事了，我们还要帮助新进来的同志，帮他们走上这条路，走好这条路，而不是在一届就管一届，不在职就可以不管了。做人不能这么做，从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上下来了，作为一个盟员的职责还没有到头，还要尽盟员的责任和义务，帮助新班子把盟的光荣传统传下去。对于我们退下来的人说，新班子是履行“社会继替”、有责任继续做我们没有做好做完的事，替代我们做我们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助他们呢？我们相信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前些天我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京九铁路考察活动，我就比不过人家。到井冈山烈士墓献花的时候，有100多个台阶要上。人家上得轻松，我就累得气喘吁吁，跟不上。尽管我有很好的愿望，身体却吃不消了。如果不上去，我就失了职。为了尽职，我就挺上去，结果回来后既要吸氧气，又得吃硝酸甘油。这对我是个很深刻也很生动的教育。自己对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勉强去做，用心良好，可是很难担负起应当负的责任。我们年纪越来越老，而在民盟这个位置上的人要肩负的责任却越来越重。21世纪快要到了，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而且是变得很快的时代。物质的变化，科技的变化，信息的变化，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我们这样年迈力衰的人，是很难跟得上当前这样的变化的。

这次换届，人事上的变动幅度会比较大。我们要有个比较清醒的头脑，按照统一的决定来办事情。总之，变是为了不变，退是为了进，这应该成为这次换届所涉及的进退双方乃至全盟同志的共识，这是保证我们顺利完成换届任务的基本认识。（摘自《费孝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