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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先贤廉洁自律事迹丨钱伟长:无名无利更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发布时间:2026-08-25 信息来源: 【字体:

清风传薪火,廉洁润盟心。民盟自成立以来,一位位先贤将“参政为公”的赤诚与“实干为民”的担当,融入廉洁修身、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每一处细节。先贤们的廉洁自律,从来不是孤高自守的清苦,而是“不慷人民之慨”的清醒,是“为人民主持公道”的坚守,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民生福祉的自觉,这正是“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最生动的注脚。

在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之际,我们特刊发民盟先贤廉洁自律的动人故事,以先贤为镜、以廉洁为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钱伟长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名誉主席。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科技界的杰出代表。比起他在应用数学与力学领域的学术成就,更令后人感佩的,是他作为一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终其一生所坚守的清风峻节。从1946年毅然归国时的清贫坚守,到执掌上海大学二十余年的无私奉献,钱伟长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一份关于气节与自律的完美答卷。



面对底线的“唯一回答”


钱伟长的廉洁自律,其根基在于对祖国最深沉的赤子之心。这份气节,早在1948年那个关键的选择中便已铸就。

1946年5月,钱伟长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受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然而,当时国内民生凋敝,教授的薪水极其微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奔波于北平的三所大学之间,却仍不得温饱,常常要向身边同事和老同学借贷度日。

就在此时,命运给了他一个极具诱惑的选择。1948年,有友人捎信给他,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迅速,亟盼他回所复职,并允许携全家赴美定居,给予优厚待遇。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以他的学术地位,一旦赴美,不仅立刻摆脱眼前的经济窘境,更能获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条件。

当钱伟长来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时,却在填写申请表时停住了笔。表格中有一项关于是否愿意效忠美国的声明。这一问,重如千钧。在那个南京国民政府风雨飘摇的年代,多少人为了生计远渡重洋,对这一栏不过是例行公事般填写“YES”。但钱伟长做不到。他深知,一旦签下这个字,就意味着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自己的立场。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在栏中填上了“NO”。最终,他以拒绝赴美了结此事,继续留在国内过着清贫的生活。

多年后,当人们问起这个决定时,钱伟长从未有过丝毫悔意。正如他所言:“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种在人生底线面前绝不妥协的态度,正是他廉洁自律最深层的底色——无欲则刚,因为心中有大义,面对物质诱惑时方能岿然不动。



雪中送炭的“义务校长”


1983年,邓小平亲自签发一纸调令,钱伟长奉命从北京南下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且任期不受年龄限制。彼时的上海工业大学百废待兴,已两年没有校长,教学与科研状况十分糟糕,是本地人口中的“四等学校”。钱伟长以七旬高龄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是当时我国最年长的大学校长。自此,上海工业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也开启了一段新征程。钱伟长校长的第一任秘书刘晓明回忆这段往事,笑言道:“那年上海交通大学也在争取钱校长,钱校长选择了我们学校,因为到交大是锦上添花,到我们上大则是雪中送炭啊”。

钱伟长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在当时,以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名校副校长的身份,来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当校长,钱伟长是第一人。更令人感佩的是,从踏入上海工业大学的那一刻起,他便作出了一个决定:义务任职,不取分文。

为上海办一个让上海人民满意的好学校,钱伟长任职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学与科研之墙、教师与学校之墙;1992年率先提倡并实行学分制,不久后风行全国;呼吁上海的地方大学联合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建设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如今,上海大学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无名无利 一心办学


“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这是2010年感动中国对钱伟长的颁奖词,也是对钱伟长在上海大学二十余年校长生涯的准确概括。刘晓明回忆,钱伟长初到上海,上海市委为其安排漕溪北路的漕溪大楼作为住所。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上海造的第一批高楼公寓,九栋联排,最适合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而当时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还有国家分配的住房使用权,所以他以中央规定不能在两地有住房为由,婉言相拒了这个住所。

婉拒住房后,钱伟长暂住在学校安排的旅店。当时的旅店不是现在的五星级宾馆,条件一般,混住着各路人士,每次入住需要到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批准。几经周折后,钱伟长才固定住在“国际俱乐部”(现上海国际贵都大酒店)的一间房内,生活与办公全在其中。时至今日让上大师生无比骄傲的上海大学几个“第一”:第一个研究所——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第一个国际会议——非线性力学国际会议,把上海大学对外交流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第一个博士点、博士后点;第一个出版社等等,均诞生于“国际俱乐部”这一间小房。钱伟长在这里开会、约谈、处理公务,在清苦艰难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个个改变上海大学发展轨迹的“第一”。

直至钱伟长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委认为钱伟长作为德高望重的领导、学者,不应该一直暂住宾馆,便在五星路一栋小高层安排了住房。当时学校已完成乐乎楼的建设,这是一栋为开展上海大学对外交流活动服务的招待所。面对市委的关心,钱伟长认真思考后专门写了封信,选择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一个人只有一个住屋”的规定,入住校内乐乎楼。二十余年,乐乎楼狭小的201室,无声见证了钱伟长的清正廉洁和无私奉献。

2005年,在上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钱伟长动情呼唤上大学子:“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两次婉拒住房安排,义务任职上海大学校长,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钱伟长真正做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



不计得失 倒贴科研


作为一个科学家,钱伟长一直强调“科学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你首先要知道前人的肩膀在哪儿。”这是搞科研的基础,了解各学科前沿,就一定要阅读相应权威学术期刊。在国外对我们进行封锁的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科技交流相对闭塞,钱伟长提出通过商务印书馆购买国外杂志,影印后在国内发行的办法,为当时的国内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学科前沿的窗口。在上海工业大学任职校长的钱伟长,每年自费3000余元订杂志提供给学校进行公用。资源匮乏的年代,钱伟长不断创造办法继续科研,从光谱分析到弹性力学,从导弹理论到空气动力学,从流体力学到穿甲力学……他的科研几乎涉及物理学各个方面,研究出了“钱伟长方程”“钱码”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

钱老晚年仍然坚持每天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工作,首先要浏览当天的各种报纸,读完报便接待来访者,开会,处理公务。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钱老对教育的现状、学校的发展、院系的设置还经常惦念着,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正如钱老所说:“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上海大学前任校长方明伦回忆那段时光说道:“钱老作为科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学问。他不断地学习,对资料书籍非常爱护,不断地自己花钱订学术期刊。我现在八十几岁仍然在不断向他靠齐,学习他的精神,也坚持天天来学校。”方校长感叹这辈子很幸福的一件事是跟随钱老工作,钱老的思想真的令人受益匪浅。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民盟前辈张澜说:“表老,你的德很好”,这句话用在钱伟长身上也相当合适。纵观钱老一生,他以科学和教育为重点,以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为己任,一生砥志研思、清正廉洁。民盟中央原主席蒋树声曾说“钱老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和‘立言’,他的‘德’,是民盟老一辈的精神传承,也是新时代广大盟员要传承的薪火。”

(来源:《民盟先贤廉洁自律事迹读本》,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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